其次，对于公共议题标准，法庭予以认可，指该评论行为具有社会公共利益的性质，文章亦有弘扬社会正气的愿望。
[81] 泮伟江：论指导性案例的效力，载《清华法学》2016年第1期。[87]同样一个事件，其在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不同的运作脉络中，就呈现出不同的意义与面向。
宾凯：法律自创生机制：隐藏与展开悖论，载《交大法学》2013年第1期。事实上，宪法的主要内容，就是设置此种法律系统与政治系统互相影响的渠道与形式。[24]立法者在法律的创设与变迁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72] Niklas Luhman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Society, Translated by Stephen Holmes and Charles Larmor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156-160. [73] [德]韦伯：《经济与社会》，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47页。[22]这本身就是包含在主权概念中的一个悖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信息理论奠基人之一格雷格里·贝特森将信息定义为制造差异的差异：当外界的刺激成功地在系统内部制造出信息，从而使得系统根据这个信息做出选择时，一个新的差异（也即新的信息）产生了。这两个因素就从根本上限制了权力的影响范围。立法主导型宪法价值实现形态，就是宪法价值的实现主要取决于民意代表机关的的立法，即通过把宪法原则、规范具体化法律，实现从根本法向普通法的转化，使宪法原则和规范更加贴近具体事项，进而间接实现宪法的价值。
黑格尔指出：界限是中介，通过这个中介，某物与它物既是又不是。客体是整个宪法文本或整个宪法规范体系。宪法本身的规律和宪法对主体的价值，这就构成了宪法实践活动的两个尺度——宪法合规律和宪法合目的，在宪法实践过程中实现宪法合规律性与宪法和目的性的有机统一。[26]在宪法关系价值的主体与客体之间传导价值。
指导一元与主导多样——两种历史类型宪法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价值差异。多数宪法文本都有一些关于社会组织、社会福利和社会建设的制度、规范规定和国策宣示。
宪法价值实现的社会机制是指在宪法价值实现过程中，各种社会因素与宪法价值实现所具有的正常联系，及其对宪法价值实现所发生的支持和维护作用。物质—观念型价值中介是当作价值工具的对象化意识，是物质与意识相互渗透而成的对象性文化世界。规范性宪法包括宪法文本、宪法性法律、宪法惯例和宪法判例。上述张千帆所说的宪法程序性实施与实体性实施，其实分别属于宪法实施与宪法实现。
但宪法就有真宪法与假宪法之分、良宪与恶宪之别，这就给宪法价值是实现带来很大的复杂性。甚至可以严格地说，序言的叙述性文字，不存在通常意义上的实现问题。社会主义的宪法价值与资本主义的宪法价值的根本区别在于：直言与回避——两种历史类型宪法在国体方面的价值差异。宪法价值实现的中介就是主体在践行、认知、接受宪法客体价值的一切工具性、手段性、桥梁性要素的总和。
宪法价值实现与宪法价值发生密切相关，可以说宪法价值实现是宪法价值发生的历史的、逻辑的继续。资本主义国家宪法的实施，主要地基本上是法治轨道，是直接实施的。
至于宪法价值，则是法律价值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或根本表现。（三）宪法价值实现机制 宪法价值实现的过程，宪法价值实现系统的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和运行方式，宪法价值实现的构造、功能及其相互关系，形成了宪法价值实现的机制（mechanism）。
1949年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则具有较明显的社会性特征，如第二十条规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合作的联邦国家。这是一般意义上说的，具体意义上使用的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企业事业组织、劳动组织、其他经济组织等概念。基于宪法实践的宪法价值实现关系就是宪法价值实现的基础和前提。1787年在费城召开了制宪会议，制定了美国宪法，1789年正式生效。如前所述，宪法价值本质上是一个关系的范畴，宪法价值实现也是一个关系的范畴，主体和客体之间发生相互联系，不管联系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必须需要由此及彼的中介。[16] ［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07页。
公民是宪法价值实现系统的终极、根本主体，公民处于宪法价值认知、体悟和认同的中心地位。至于街道组织、民兵组织等等则不是纯粹的社会性组织。
也就是说，在不成文客体形态那里，宪法价值的实现具有宪法性法律与实践性法律（宪法习惯、宪法惯例等）二元互动并进的特征。一个国家的宪治水平和政治文明程度，可以用一个综合的尺度来检验或量度，这就是由公民自由度、政治民主度、权力分工制约度、地方分权度、社会自治度构成的一个标准整体。
宪治正义就是在公民自由与国家秩序之间构建的最佳张力。由此，以宪法规范的逻辑结构来看宪法价值实现，就分为鼓励性后果的间接实现和制裁性后果的间接实现两类。
[1]而张千帆认为：宪法的实施是指公权力部门依据宪法作出的国家行为。为了宪法价值的实现，必须回溯宪法价值的发生模式。从这个角度看，价值就是在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客体所表现的对主体的效应，也就是说，价值是客体的功能与主体的需要在主客体相互作用中的效应关系。二是作为客体的宪法的本质和规律。
马克思主张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而宪法价值恰恰反映出人的主体地位。[20] 洛克：《政府论》（下），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6页。
既然宪事法律关系的基本主体，无外乎公民、社会和国家，那么宪法价值的实现也就包括公民认同的宪法价值的实现、社会认同的宪法价值的实现和国家认同的宪法价值的实现。[3] 所谓价值，是指以主体的尺度为尺度的一种主客体关系状态。
作为宪法价值实现主体的国家，亦即作为与公民相对而言的国家，不是地理学意义上的由领土、人口、主权三个要素构成的国家，也不是国际公法视角下的永久的人口、确定的领导、政府、主权四要素构成的国家，[12]而是行使国家权力的不同国家机关按照的一定结构和机制组成的整体。宪法价值关系主体的价值需要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有时甚至是对立的。
苏俄宪法价值发生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宏观的宪法价值实现过程，是指主体是国家及其机关、全体公民、较高层次的社会组织。个人、社会和政府之所以成为宪法价值的主体，一方面是因为三者都是宪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宪法实现是指宪法通过实施变成了客观事实，宪法规范体系转化成了客观的整体宪法秩序。
公民对宪法价值的认知、体悟和认同是社会和国家认知、体悟和认同的基础和前提，后者应当自觉、主动地顺应公民对宪法价值认知、体悟和认同。（2）部分渐成式：宪法价值是不同时间多次形成的，即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步形成的。
这种划分的主要功能，则在于揭示调整性规范和保护性规范在整个宪法价值实现活动中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在法律病态出现时，保护性规范实现的有效作用方式及意义，有益于了解调整性规范和保护性规范在运作中如何形成有效的协调关系。[14] 宪法的诸多价值构成了宪法价值体系，其中宪治正义是宪法的根本价值。
[27]宪法评价标准是人们在宪法评价活动中应用于宪法的价值尺度。机制 一、宪法价值实现有别于宪法实施、宪法实现 宪法价值实现与宪法实施、宪法实现是临近的概念，但不能混为一谈。
